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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有一种文学类型叫做“伤痕文学”，主要是指一些描写文革的小说，得名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它们中许多被拍成电影，比如《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等，相应地被称为“伤痕电影”。看完张艺谋的《归来》归来，想了一下，靠，这不是伤痕电影归来了吗？
　　
　　一般公认，"伤痕文学"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思想上比较肤浅，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艺术表现上也比较幼稚，许多小说的语言明显还未摆脱文革语汇。但这毕竟是可以归因于时代的局限。
　　
　　而《归来》所依据的原著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显然不是这样一部作品，但张艺谋却成功地把夹边沟级别的残酷拉低到伤痕文学的层次，并狠狠地煽了一大把情。电影在技术层面还可以，是一种过时老套的娴熟，愣把一个残酷的故事拍得能感动中国。我本人坐在电影院里，冷笑之余，也不能否认有被几个镜头给感动到。比如陆焉识读自己过去写给冯婉瑜（却未能寄出）的信，读到一封，讲春天来了、母马生小马驹难产、犯人们用绳子系住小马驹的腿把它从它妈逼里拽出来，当小马驹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陆焉识顿时感到春天来了。这几乎是我听过的对春天最生动的描写，我的眼眶当时就微微地湿了......但是不对，他是去坐牢的，又不是去春游的，这么抒情合适吗？
　　
　　电影的细节经不起推敲之处比比皆是。且不说被劳改的右派（政治犯）的家属还能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保有多居室住房和钢琴，老陆“平反”回来，老婆不让他进门，居委会就能现安排一间空房给他，住房问题解决得也太简单了吧？自从老陆逃跑回来被抓走之后，冯婉瑜就再没关过房门——不关门不招贼吗？别跟我说文革时期和改开初期的我国城市治安可以达到门不闭户的境界，要真那样的话邓设计师八十年代初发动的两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简称“严打”）岂不是无事生非？陆犯在火车站人群中一路奔逃、我公安干警在后面一路猛追的时候，沿途竟然没有一个人把他绊倒或扑倒，我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有如此之淡薄吗？
　　
　　这些细节上的疏漏看来并不是无心之失，反而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抹平矛盾冲突，给那段岁月抹上点温暖的色彩，以便从过去的血泪中榨取出些许温情。就像电影的后半段，丹丹搬回家里住以后，有一幕是她用三用机播着《红色娘子军》磁带（好高级啊在那时！）、跳吴清华给老陆和冯婉瑜看，这不活脱脱一出假团圆吗？前三十年苦难的剩余价值，就这么一滴不剩地给挤榨出来了，张国师真不愧是国师。
　　
　　其实，这整个故事真正的矛盾是冯婉瑜既期待又害怕陆焉识的归来，因为失贞。冯婉瑜是被陆焉识专案组成员、工人师傅老方逼奸的（作为“不判陆焉识死刑”的代价），而且两人的关系应该持续了一段时间，丹丹才会有看到老方拿饭勺打她妈的幼年记忆——什么情况下会用饭勺打？说明有在一起烧饭、吃饭，而且是当着小孩。——因此丹丹的心理也是扭曲的，实际上，对于她们母女，老方和陆焉识都有相当程度的重叠：都是冯婉瑜的男人。所以冯婉瑜失忆后弄混了老方和陆焉识，她“等待戈多”式地等待老陆“下个月5号”回来，潜意识里是不敢面对自己以“老方的女人”的尴尬身份迎接老陆归来；而丹丹之排斥陆焉识，也不仅是出于划清界限，而是一种排异反应：她最初的记忆里，她妈妈的男人是老方，陆反倒成了后来者。这部电影的密码是：性权利是政治的体现。这与《东方红》的前身《白马调》并无二致：以“革命”之名进行性的再分配，“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堂堂一个教授，老婆被工人师傅以党的名义给上了，自己还在大西北劳改农场一封接一封地摸黑写着寄不出去的信，这么残酷的故事，在电影里却被淡化到若有若无，留下的只有......呃，爱情。
　　
　　矛盾冲突一旦被抹平，残酷也就被温情消解。张艺谋的《归来》，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失忆消解文革、进而消费文革。甚至，连“文革”本身也被虚置了。虽然影片选在象征文革开始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期——5月16日上映，但整个故事里和文革有关的只是陆焉识逃跑回来那一段戏，陆的落难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归来后的情节则属于改开初期。“文革”成了前三十年的一种抽象和泛指，它被抽空了，当然也就无需反思。正像冯婉瑜失忆了，也就无需真正面对陆焉识的归来。
　　
　　张艺谋裁取了《陆犯焉识》的一小段情节，把它拍成一出失忆不忘爱情的感人故事，这简直比伤痕电影还不如，是在玩弄伤痕。看来，虽然被罚了几百万“社会抚养费”，张艺谋对党国，却从来不缺“和解”。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yingping/1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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