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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姆的女巫》观后感

昨天（2023年9月24日）和朋友去看了英国国家剧院话剧《萨勒姆的女巫》的录制版，在那之前我只在百度百科搜过它的梗概，而且也没有细看，以为整个故事讲的是萨勒姆这个地方的猎巫事件如何对女性造成影响，以及那些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如何自救。而剧情与我（们）预想的都不一样——当然这也怪我之前对这个作品不了解。

回来之后我去搜索了下这部作品的背景，根据网络资料，《萨勒姆的女巫》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诞生于美国第二次“红色恐怖”（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1]，彼时美国各界人士（名人则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钱学森、《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和所谓苏联间谍而得到传唤甚至囚禁[2]。正是在背景下，阿瑟·米勒对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萨勒姆女巫案”进行改编，创作《萨勒姆的女巫》并于1953年在美国首演[1]。也即该戏剧是以历史上真实的“猎巫”事件来隐喻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状况。

作者阿瑟·米勒，图源百度百科

猎巫事件的起源是萨勒姆村的牧师帕里斯的女儿贝蒂、侄女艾比盖尔及其同伴在夜色中跳舞而被帕里斯发现，舞蹈在政教合一而严酷刻板的萨勒姆清教环境下是不被允许的，贝蒂因此被吓得昏迷不醒。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艾比盖尔和贝蒂指认村里其他女性是引诱她们去跳舞的女巫，帕里斯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参与对这些“女巫”的审判，最终有许多无辜的女性及男性被绞死。

从剧情与呈现形式来看，可以理解这样一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和对观众的震撼。参与到猎巫事件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知道自己在说谎，都知道“女巫”仅仅只是无辜的女性，但是在宗教与权势的高压之下，他们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或是出于巩固秩序、权威与地位的目的而为猎巫的火焰添油加柴。严格的清教等级秩序和严厉的社会约束使得“与上帝站在一起”成为唯一的答案[3]，从事戒律不允许的事情（跳舞、娱乐等）的人被归为魔鬼的仆从，不服从=反对，跳舞这种小事也会被认为是对宗教指令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跳舞无疑意味着自己将会成为罪人，因而少女们只能说谎，通过指认她人为罪恶引诱者来摆脱惩罚，最终成为罪恶的帮凶；而不认罪对被指认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有些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受到了魔鬼的诱惑，这反过来又验证了指认的真实性。

在这种绝望的闭环中，面对污名与死亡威胁的首先/主要是生活于其中的女性，不管是指认者或是受害者，她们都是整个政教体制下的无权无势者和底层，她们的处境和选择、她们的想法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来却隐蔽在权威和男性主体背后，不被看见。包括在这部赞誉非凡的戏剧中，正义的代表、抗争的先锋是被当做女巫而受到逮捕的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他为了救出妻子而奔走、举证、自首、入狱、死亡，全剧的高光打在他身上，而他的妻子、那些受害女性、那些指认她人的少女等，都隐没在后景的黑暗里。

少女们为何无来由地指认她人？被指认的女性中不乏村里德高望重、善良的老者，面对这些可能曾经照顾她们的母亲一般的角色，指认者竟然可以毫无波澜地看着无辜的她们走向死亡？这是观众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但在剧中没有任何交代，或许也不需要交代，毕竟这些少女只是推动剧情发展的无情刽子手、工具人。那些无端遭受牢狱之灾的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罪”、如何在挣扎中认罪或走向死亡、她们是否尝试自救及原因等，都是值得深描的内容，但很遗憾，她们只是坐在舞台边缘，成为男主慷慨就义、大义凛然的背景板。从女性角色塑造上来说，这部戏剧无疑是失败的。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这只是一部上世纪的政治隐喻作品，作家根本没有想要呈现女性的想法和处境，他只是塑造一个正义而反抗权威的代表，作为他自己意志的体现，作为他在“红色恐怖”中的代言人。带着女性主义的期望去看这部剧，难免会失望（甚至不止失望，在听到伊丽莎白忏悔是因为自己孕期太冷冰冰才导致丈夫出轨那里我直接两眼一黑）。

从政治隐喻或权威反抗的视角来看，这可能是一部好作品，能让人联想到此时此地还在发生的事情（“太阳底下无新事”《圣经.传道书》），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毫不吝啬打高分的原因（演员的精彩演绎和舞台布景、音效等自不必多说）。但是从一个女性观众的角度来看，我很难去共情或者沉浸在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中，只因我很难去接受一个没有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伟光正叙事模板。这部剧只呈现了一半的叙事（即男性视角的叙事），这无疑削弱了故事的完整性和立体性，男主角越是正义宏伟，故事离主旨（反抗权威、坚守正义与尊严）反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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