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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观后感



2024年9月25日晚7点，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朱晓阳与北京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林叶，为我们带来了民族志电影“小村系列”的第三部《老村》。静谧的黑暗中，宏仁村的生活在银幕上绽放。映后，朱老师同观众进行了影片的创作交流分享，叶老师也以线上沟通的方式分享了影片背后的故事。

影片回顾


《老村》用90分钟的时间，讲述了昆明滇池东岸一个“废墟”村庄中的生活故事。这个地方因城市化拆迁而“废”，也因城市化力量不及而延续其“生”。

影片延续了“小村系列”前两部《故乡》和《滇池东岸》中得到呈现的主题——两种城市化的“碰面”、村庄政治、信仰、生与死及一些曾经活跃过的人物和面孔。但是，这一次它们不再是外显的和被刻意追踪的对象。记录内在的和不能言喻的现实是《老村》的目标。占领《老村》的画面的，是更加日常、但是饱满的生活之流。

拆迁、修寺、葬礼等不同的故事在片中生动体现，《老村》里有城市改造废墟中的菜园：“堂屋”和“卧室”里的茴香；也有昔日木匠和泥瓦匠幸福劳动：他们重修起面临倒闭的村庙；还有寺庙落成之际，老人“老花”的老母亲在亲人和村邻的照看下，循着老村地界，走完葬礼。

感悟分享

《老村》与“小村系列”前两部影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对此，朱晓阳老师表示几部影片是在非整体计划的情况下拍摄的。《老村》源自2014年老花母亲与朱老师关于“我死的时候你要来啊”的约定，18年老太太的离世，是一个拍摄契机，也是为了践行承诺。四部影片并非一个个连续剧，而是在一个时间长河之中。

关于影片主旨，拆迁与反拆迁，老村与新村，美与丑，生与死，将一个村庄、一个个人置于巨大的城市化洪流之下。洪流过后，“是一片废墟，没什么人，反正该跑的都跑掉了，留在那里的就继续过日子”。

对于拆迁、修寺、葬礼的拍摄内容选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添加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配方，寻找能集中体现出社区特质的活动，对象明确，关系突出。而朱老师却提出了反思，我们惯性地“到哪儿就是找庙，进庙就是找碑，这些实际上是不太好的，因为它往往会遮蔽你要看到的东西”。对于影片节奏，修寺的劳作有一定规律，但葬礼的发生是突然的，晃晃悠悠、不完整的节奏感也带来了新奇的体验。

目前的影片版本，镜头由多人拍摄，林叶老师表示从审美角度，可能有些凌乱，但在特定情境下有助于获得更真实、直接的反应，“如果我当时一直选择置身事外地一直拍摄，我相信他们在镜头前不会对我们有如此表现”。同时，基于不同场景，也采取了特殊的镜头处理方式。如葬礼上的镜头选择就与拍摄者所观察到的不同亲属在群体中的具体位置有关，拉近与逝者亲近的亲属，“畏畏缩缩的”则处于相对较远的镜头观察之中，说明性较低，但感受性较为强烈。

从《老村》中求“叩问生活之道”。

如片中的葬礼所预示，老村的消亡是不是一种必然？随着村中老人逐渐地衰老，下一代对他们存在时的身体记忆将不断褪去，老村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就昆明或是近二十来年的中国较大的情况来看，老村的消亡是一个被动的选择。2019年之后，也就是片子里的事件发生后，又发生了很多巨变。房地产的力量深度介入，苏老太太等村民已搬到新村旁边的安置房，较《老村》而言，老房子已剩不下几间了。但正如叶老师所说“物可能逐渐在消散，但是方向感还在”。尽管活动空间、居住范围变化，但是村民仍会非常熟练的告知说：“这个地方、这个方向我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我过去挑担子穿过的林地、田地和沟渠。”一直到今天，这种方向感仍然能够在日常交谈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也许在提示我们这种消失不会非常快速，随着地形的推倒就一下子丢失，只要在这里生活过，就还葆有较有长的、感受的、记忆的能力。

剪辑过程如何完成？《故乡》先梳理素材文本，而后结合创作者诗性的思路进行剪辑；《滇池东岸》按照事件剪辑，以事件本身的逻辑来解析。《老村》则是“那些年就是这些事儿”的具体表达，是时间流逝后的自然选择，打破了时间感。相比《故乡》较为碎片化的镜头而言，《老村》的叙事结构更完整。如朱老师所说，“这种形式的追求，看完仍有一些余味在的时候”，正是剪辑的目标。事件的选取遵从了团队积累的惯性，到现场观察与捕捉感知最强烈的部分，像那个所谓的已经倒塌了的老寺，仍然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站立着。天气晴朗，老太太们在老寺院子里头晾头发，静谧且平静。但是转头新寺碑上书写着老庙已不存在了，那些人已不在了，冲击很是强烈，画面也更富有张力。同时，也修剪了完整的事件过程，顺其自然地呈现了其中的核心逻辑关系。叶老师反思说：“尤其是葬礼，其实我把它录得有点太全了，朱老师觉得有一些地方是不需要讲的那么清楚的。我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修掉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这些素材被重新剪辑，变成另外一场葬礼，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拆迁重组，远离土地，市场化冲击，凝聚力削弱，如今的农村该如何葆有生命力？村民的身份归属复杂化，以前要么是城里人，要么是乡下人，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后，身份是两栖的，甚至表现为季节性。但村里房子的价值衡量，并不全然是经济因素的考虑，还有传统宗族祭祀、情感寄托，“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美丽的，为何美丽？因为它是一个有鬼的地方，这样一个废墟仍有美感。如果连鬼都不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之地”，朱老师的话发人深省。城乡融合并不是一个全盘统一化的过程，不同地方情景亦不同，地形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家庭的离散，教育上的落差等等，迷茫充斥了个人生活。林老师从个人教学经历谈起，原本就患有抑郁的同学接受分门别类的咨询指导后变得更加抑郁，就像那些经历城乡跨越的人们，成为了一个个被分而治之的原子，当他们感觉无力时，其实就是被甩下了。被拆迁之前的村委会里没有“这个事归谁管，这个事不归谁管”的绝对责任划分，处于较为混杂的状态，但也是一种为自己做一些，也愿为别人做一些的朴素状态。


在分而治之的社会背景下，又如何推进新时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老村》的适当修缮很大程度是依靠老人的力量，而面对老一辈的衰老，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文物保护的推进，要依靠的还是基层村民自治体系，这种组织化的、结构化的自治权利和自治义务传统不分代际。五六个自然村的管理权利统一归属一个行政村，但当灾害出现后，实际的防控边界会下沉到自然村，以村民自治组织推动公共事务具有有效性和必要性。

费孝通先生说：“能在有鬼的地方生活是幸福的。”七十余年后，满目皆是新城市，都是消灭了鬼的地方。《老村》在城市化碾压下的废墟中，寻找美丽。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ghg1000z/30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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