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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启蒙到红船建党

——《觉醒年代》影评观后感

古城墙下的帝都，尘土飞扬，黄沙漫天，骆驼负重而来，集市上的人们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在车辙深如沟壑的石板路上步履蹒跚，间或会有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马队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躲闪不及的人会被像牛羊般驱赶，其间可见衣着体面、趾高气扬的租界洋人，像看风景般瞭望着那些狼狈不堪的民众，这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缩影。600人的群演，170米长的街道，小商小贩，卖儿卖女，穷人要饭，军阀骑马冲击老百姓……电视剧《觉醒年代》这样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穷则思变”的暗流，在寻求救国真理的仁人志士间涌动。

为了拍摄骆驼行走在古道上这场戏，主创团队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他们采取挖坑装防震玻璃的方法，把摄像机放在玻璃下拍摄。让骆驼一遍遍踩，第四十二条，它踩到了预设的位置。骆驼不仅是负重前行的动物，更像是经过血泪洗礼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定位的考量。它隐喻着二十世纪初叶我们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真实位置，它的蹄子踩在没有变化的车辙上。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度量衡、文字、车轨随之统一，定下的车辙数千年没有改变，我们的民族“在路上”也没有改变，但此刻西方已进入工业革命蒸汽时代，我们不变的车辙如何面对船坚炮利，只有——觉醒！正是这样风雨飘摇的环境，才能激活先知先觉者走向觉醒。路就是方向，寻找道路，就是《觉醒年代》的主旨。

一切皆始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如同在浊浪中带来一股清流。他的就职演说以三事告学子：抱定宗旨，应为求学修身，非为做官致富；砥砺德行，不惟感已，更有励人；敬爱师友，对教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对同学开诚布公，道义襄助，同处此校，毁誉共之。他对北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推行了以评议会、研究所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无论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以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胸襟，团结了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高一涵、钱玄同等有识之士和胡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沈尹默、刘半农等著名学者。他还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程，独立评判，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问题和独立研究学术并得出结论的能力。正是这两项得力的措施，培养了适合新文化运动健康生长的肥沃土壤。

《觉醒年代》中，鞠躬作揖，恭身施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动作。在蔡元培先生的扮演者马少骅看来，“这个鞠躬是做给自己的，我必须在你面前是谦虚、谦恭、平等，这样就不会浮躁，有了情操、情怀、道德、品质上好的修养，在演出现场才会有好的状态”。尊师重道，礼贤下士，在学界蔚然成风。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山担任文科学长，竖起“新文化运动”大旗。“战马不住连声吼”，从蔡元培洗脚时高亢的唱段，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文弱书生那种为了国家，长衫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刚烈勇毅和硬骨头气。道亦有道，思想论战各阵营之间、阵营内部，大多是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我虽然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充分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就连老学究辜鸿铭，也在北大有很高声望，他的演讲《论中国人的精神》风靡一时，饱有学人风骨；刘师培带病向陈独秀下战书；复古派林琴南，对学生张丰载阳奉阴违放任约定撤稿《妖梦》发表的深恶痛绝，均不失君子风度。

图片  《觉醒年代》中，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就是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唇枪舌剑，文化对撞，大行其道。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北大同仁在蔡元培鼎力支持下，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在同复古派和复辟派思想论战中，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在无政府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现代理论实践的经验中苦苦求索，身体力行，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救国真理。思想文化的觉醒烛照，带来了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他们将新文化运动不断推向纵深，唤起劳工大众的阶级性、政治性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早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就在上海创刊《新青年》，这份刊物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作为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先声，《敬告青年》呼唤青年人务必“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人“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并就如何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日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提出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份杂志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和普通民众的思想觉悟、乃至推进五四运动跃升到全新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为导火索引发的“五四运动”，不但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而且使新文化运动的本质从倡导民主和科学，转向反帝反封建；从知识分子唱独角戏，转向知识分子领导下劳工大众的广泛深入参与，因而必然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觉醒年代》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大力倡导独立自主的先行姿态。无论是陈独秀以笔为刀创刊《新青年》，还是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见缝插针的传播，无不体现了这种独立自主的创新意识，最突出的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他以自力更生为己任，坚决在经济上脱离家庭资助，发起成立“工读互助社”，办起“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俭洁食堂，对无政府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进行可贵的试验，虽然最终失败，但旧结束即是新开始，他以更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走在探索之路上，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至死不渝。毛泽东和平请愿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考察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条件和政治诉求，事实和教训使他彻底摆脱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走上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甚至亲人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辞。

从北大红楼，到南湖红船，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思想启蒙唤起民众，到政党革命改造社会，《觉醒年代》主创团队坦言“戏比天大”。他们对于该剧定位不只是拍摄影视作品，而是上升到“书写历史”的高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一百多年前的先行者已经树立了榜样，妙手著文章，则是主创团队的共同责任。正是在如此初心的感召下，演职人员以匠心诠释角色，主创团队以工笔雕琢画面，以逼近原型的呈现，带领我们体验仁人志士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热血青春、革命先贤以梦为马倾心救国的曲折道路。

于和伟是通过“莫听穿林打雨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接近陈独秀这个角色的。他知道他的眼睛是看得远看得清的，他更知道他有责任为给中国找出路而奋斗。

张桐谈到，他接近李大钊角色定位的两个支点，是受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作的启发。在论战敌手面前，他横眉冷对，一针见血；而面对穷人兄弟，他甘愿俯首，无私敞开。

演员曹磊是这样靠近鲁迅先生“他是思想的斗士，心里一定有压抑、扭曲、抗争、挣扎的东西”。他即兴决定在地上书写《狂人日记》，情不自禁的热泪夺眶而出，“救救孩子！” 刚劲硬朗的笔锋力透纸背，完稿后席地而卧，闭目凝神，持笔微笑，那个时刻的幸福很是难得。”

演员毕彥君认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仕于北洋”的辜鸿铭是那个时代必然产生的人物。真正在新旧文化的博弈中，才能看到觉醒的力量，这是该角色在剧中存在的价值。他没有把自己当成陪衬，每场戏都全神贯注，不断揣摩丰富，把每个角色都当主角演。

周显欣饰演的高君曼，开朗不失深邃，飒爽不失文雅，对陈独秀的坚定信任，让她力图在思想格局上紧跟且支撑陈独秀的前进步伐。

陈延年烈日下衣衫褴褛扛麻袋谋生、大雨中赤脚长街戴镣铐就义，都用实物，各种景别反复拍，就是为了捕捉艰难环境下更真实的状态。

……

所有演员都在尽最大可能奔赴角色的精气神，鲜活地塑造人物。

把版画作为影视叙事维度中的多元化视角，是本剧最大的创意。鲁迅把版画带到中国，以其战斗性、号召力传递新思想。在创作版画并把它有效融合在剧作的剪辑过程中，一万种想法提出来，一万零一种想法被灭掉，没有可兹借鉴的参照系，只能靠着团队的个人经验和集体智慧判断，容错、试错、纠错，以炼狱般的筛选，实现表达诉求。

一贯特立独行的陈独秀，同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天津海河边，他和李大钊在破败的棚户区，切身感受到旧中国的满目疮痍和北洋军阀统治下人民的深重灾难，难以自抑地涕泪横流。相较而言，李大钊显得更加内敛、更加坚定。他们庄严地举起右手，发誓为了这些穷苦的民众能像真正的“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他们愿意奋斗终身。对劳苦大众发自肺腑的挚爱，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初衷。以他们为核心，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上历史舞台。轻声唤出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透出了坚定、信念和力量，干净、利索和崇高。宣誓时报出姓名，就要一辈子走到底，那种神圣感如同暗夜中的火炬般明亮。

从北大红楼，到南湖红船，一大批饱含书卷气的知识分子，走出亭子间，走向工农兵，以他们的觉醒，唤起劳苦大众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此开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组织发动起破旧立新的主力军，让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虽然革命先烈已经远逝，但红色基因光耀千秋。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yingping/22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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