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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劳伦斯》影评观后感

在率领军队穿越沙漠时，阿拉伯军官阿里和英国人劳伦斯发生了口角。士兵加西姆在穿越尼法德沙漠时摔下骆驼，究竟是否应该折返相救？阿里对此十分平淡，认为加西姆的死亡是上帝的旨意，认为“以上天为名，这是注定的（It's written）”；而劳伦斯激烈反对，掉转骆驼，在“事在人为（Nothing is written）”的呐喊中扬长而去，实现了奇迹。“事在人为”的话语贯穿整部电影，无数次出现在劳伦斯命运沉浮的时刻，闪烁在剧情跌宕的节点。

一

在《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上半场，“事在人为”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发挥着魔力。它使劳伦斯由开罗司令部性格古怪、玩世不恭的无名小卒变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民族领袖；它使相互仇视的阿拉伯部落在劳伦斯的协调下团结合作，使阿拉伯军队穿越危机四伏的沙漠、成功袭击并占领重镇亚喀巴。

劳伦斯“事在人为”的信念与他的个人性格密不可分。作为前提，劳伦斯有着异常坚韧的品质，能够抵抗肉体的挑战以坚持精神的理性。这不仅体现在他向同事展示徒手熄灭火柴、“秘诀在于不要认为它痛（Not minding that it hurt）”的玩笑，而且体现在他学习贝都因向导而忍耐喝水欲望的自持，在他独自利用罗盘行进、于沙丘间高歌的乐观。在肉体上近似“苦行”的自我要求使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更大的延展，进而也赋予了他超越常人的精神能量。

结合劳伦斯的生平，“事在人为”也是对他过往经历的注脚，正是劳伦斯的积极思考和深厚沉淀，为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领袖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他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在卡尔基米什的考古活动中积累了与阿拉伯人交流沟通的经验，对阿拉伯政治、氏族结构有了细致的观察；另一方面，他在亚喀巴开展深入考古调查的经历为其制定的高明军事计划提供了直接的灵感。

在苍凉而广袤的沙漠中，拥有碧蓝色眼睛的劳伦斯穿上了阿拉伯军官的白袍，成为了拯救阿拉伯同胞的英雄。通过毅然决然的折返，他在沙漠中收获了纯净与自由，摆脱了“文明世界”中私生子的标签和与之相伴的身份认同的痛楚，掌握了“为自己决定姓氏”的权利，并在阿拉伯社群中迎来新生。在他举起匕首的时刻，华丽的音乐与轰鸣的呐喊碰撞，悬日为之震颤，黄沙为之飞扬，大卫·里恩运用精巧的长镜头不厌其烦地勾勒着他的英武形象，并用近乎个人英雄主义的表达为劳伦斯的神奇蜕变镀上“救世主”的光辉。

“事在人为”的信念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上半场的电影发挥神力，并在他率领两名随从穿越西奈半岛的时刻达到巅峰。即使在过程中，劳伦斯的“自信”达到了令奥达和阿里担忧的“自大”程度，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一度做出了亵神的自比（“Why not? Moses did.”），奇迹也依然降临。蓬头垢面但成功抵达开罗的劳伦斯凭借亚喀巴的战功同时成为了英国人的英雄。

二

然而在电影的下半场，“事在人为”的咒语处处碰壁，纠缠的现实抖落着时代厚重的尘土，成为落在劳伦斯肩上的山。当个人命运与时代相遇、个人身份与民族相对，劳伦斯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受到阻挠。

“事在人为”终究难以克服劳伦斯与阿拉伯人的隔阂，而这样的隔阂早有征兆。在劳伦斯穿上阿拉伯白袍、为新身份而欣喜不已时，哈威特部落的奥达与儿子遇见了他。奥达年幼的儿子既能一眼识别出劳伦斯身上哈里斯部落的长袍，亦能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不是哈里斯人，而是英国人——出卖劳伦斯的不仅是外貌和语言，更是文明的差异。在初遇阿里时，劳伦斯无法理解为何阿里毫不犹豫地射杀了取用哈里斯水井的向导，并因此加深了对阿拉伯人野蛮粗鲁的成见，而这实质反映了他对沙漠生存方式和部落原则的陌生。

类似的不解和困惑还贯穿着劳伦斯成为领袖后的全程。抱有为阿拉伯人实现民族独立理想的劳伦斯无法改变阿拉伯军队抢劫财物、屠杀异己的短浅目光，无法阻挡以奥达为首的阿拉伯人滥杀无辜、在一次声势浩大的火车抢劫后撤兵返还，使一度壮大的军队分崩离析；怀揣着团结阿拉伯各部落志向的劳伦斯无法改变彼时阿拉伯人“有部落而无民族”的政治观念，无法阻碍各部落进军大马士革后在议事厅的争论不休，无法阻挡本应决定城市治理的政治会议沦为分赃财物的哄抢；无法改变阿拉伯人将医院物资洗劫一空、破坏电网设施，城市无法运作的现实。即使在阿拉伯士兵间收获了尊重，在费萨尔王子和更多阿拉伯人的眼中，他归根到底也只是另一个喜欢沙漠的英国人（“another of the desert-loving English”）。劳伦斯与阿拉伯民族的隔阂不仅是一人面对另一人的不解，更是一个人面对一个文明的渺小与无助。

“事在人为”的个人理想主义同样也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大国斡旋中生存，阿拉伯独立的失败是时局走势的必然。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在殖民背景下处于力量劣势，整体的军事装备水平和后备物资供应上与列强都存在显著差异，各部落各自为政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力量整合的困难，民族独立的时机尚未成熟、力量也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一战期间的列强对于瓜分中东有着复杂的战略考量，既积攒着同盟国（奥斯曼土耳其、德国）与协约国（英国、法国）的利益冲突，又有着英、法、阿拉伯的分歧与协商。正因如此，劳伦斯所追求的目标无法突破国家意志的框架，最终沦为大国战略的附庸。正如再回开罗时，伤痕累累的劳伦斯意识到《赛克斯-皮科》的秘密协定始终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而这样的协定比比皆是。

三

“事在人为”的魔法就这样伴随着上下半场的剧情发展而跌宕。巧妙的是，这样的前后反差并非源于突兀的转折或牵强的巧合，而是在细节的勾勒和前后的呼应中实现了自然的转化——上升的铺垫暗含着下坠的必然，“事在人为”的夭折是时代的旨意——大卫·里恩通过全片的多个隐喻，进一步为劳伦斯与阿拉伯的命运增添了悲凉的底色。

上半场中，劳伦斯历经千辛万苦拯救的加西姆在回归军队后与哈威特部落的士兵发生争执，违反军纪、造成骚乱，最终由从未杀人的劳伦斯亲手将其枪决，而奥达云淡风情的回应到，“那便是注定的（written），不如那时就不救他”。下半场中，劳伦斯在德拉遭受了土耳其军官的侮辱。面对阿里的关心，他否认了自己的阿拉伯身份，并由自命不凡的救世主（prophet）变回了安于平凡的劳伦斯。曾为拯救一人孤身折返的圣人成为了对土耳其残兵赶尽杀绝的军官，劳伦斯由“人”变为“神”又再次变回“人”的身份转化突出了“事在人为”的个人理想在宏大时代下的羸弱。

影片的结尾定格在劳伦斯在挡风玻璃后怅然若失的模糊脸庞。路边身着黑袍的阿拉伯人骑着骆驼沉默不语，英国军官骑着摩托飞驰而过。沙漠锋利的风再一次卷起地面的黄沙，送别劳伦斯离开曾经带给他归属与隔阂、荣光与耻辱的土地——正如驾车的军官微笑着所说的那样，送他回家。即使太阳仍然刺眼、空气依旧滚烫，身着英国军装的劳伦斯也无法听见阿拉伯士兵震天呐喊的回响。驾车军官艳羡的目光里，劳伦斯有着难以言说的惆怅。

我很喜欢电影所做的倒叙处理，即把劳伦斯作为英雄被葬入圣保罗大教堂的情节放在影片开头，而将结尾定格在他离开阿拉伯的时刻；我同样欣赏结尾的设计，与其以“他是诗人、学者和英勇的战士”的表彰或劳伦斯英俊的铜像作为最后一幕，在《Goodbye Dolly Gray》的旋律里略显仓促地离开仿佛更加意味深长。此时的劳伦斯离开了开罗军官的簇拥与欢呼，又尚未抵达伴随他余生的孤独和苦痛，恰如西西弗斯回程中那些“稍作休息”的时刻。周旋在各大势力间，全力以赴的劳伦斯带着失落和迷茫与阿拉伯世界的永别，是对全片价值的升华。

在宏大时代的裹挟下，“事在人为”的坠落或许令人怅惘，但又不至于使人绝望。坚守“事在人为”的信念，在残酷现实中为另一个民族的未来奉献的崇高理想和不懈奋斗，即使必然失败也具有非凡的意义。阿里在他的影响下决定学习政治，世界在他的事迹中听见了这片土地的呼声，劳伦斯在阿拉伯世界留下的痕迹无不证明着他的伟大——正如加缪所言，他离开山顶的每一个瞬息，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所推的石头更坚强。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yingping/30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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