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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观后感

《国家宝藏》是中央电视台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众多明星出场演绎，顶级专家解说。高唱主旋律，满满的正能量，鼓舞人心，振奋斗志。毫无疑问。我们是应该正面评价这个节目。唐山居士认为：全面来看这个节目，还是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的。首先说，这个节目对于近古以来即秦汉以后的文物和历史的解读还是完美成功的。但对于远古的历史的解读则显得有些功底不深或者说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这种不足也不完全是节目之过，主要还是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观的问题。迷惘的的历史观我们先提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却不好回答。如果照历史书本那很好回答。一般小学生都能得满分。可是如果仔细刨根问底，问个为什么？就很少人能准确的回答出来，包括中国的历史学者。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这是中国人普遍的认知。
如果我们再要问个是什么和为什么？则很少人能说的准确了。我们会说：我们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外国人会问：龙是中国的老祖宗吗？书本上明明说是中国人是猿变的，但是为什么又说是龙变的？人们当然不会相信猿和龙能变人。因为基因学告诉我们:龙有龙的基因，猿有猿的基因，人有人的基因。人们会说龙是中国图腾？什么是图腾？图腾是从外国舶来的。好象是一种崇拜。可是中国远古玉器上有头上顶着的，也有脚下踏着的。什么怪状的动物都有，丝毫没有崇拜之意。龙的传人是上个世纪香港歌手张明敏唱起的。中国皇帝称真龙天子，只是东汉时期开始的。说秦始皇是祖龙只是汉以后某人的一句诗句。周天子不称龙，商天子也不称龙。孔子称老子为龙是说老子这个人很懂变化。除此也没有什么其它意思。龙只是蛇莽一类动物，中国人怎么可能是龙的传人呢？中国的十二生肖龙是排在老鼠之后的。没有人称老鼠的传人，怎么会称龙的传人呢？中国人又有盘古开天地和人祖伏羲女娲的传说。这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说宇宙是盘古开辟的，人是女娲造的。外国人宁愿相信上帝造人，造世界。也不会相信中国神话。其实，中国人也把这些当神话，而不是把它当作历史。那么，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从何谈起呢？那么，我们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并且为之骄傲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说出来，可能让你吃惊，这个概念是明代一个洋教士替中国人提的。下面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的一篇文章： 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是为意大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明代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一般都遵循利玛窦开创的风格，积极与中国的本土知识分子接触。在与中国的士大夫们谈天时，卫匡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士大夫们非常喜欢谈历史，并以他们悠久的历史自豪，但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到底有多长，他们的概念却十分含糊。”卫匡国纪录说，当时的中国人在说历史时，经常喜欢用“万古”、“千年”、“百代”这样的词汇，却不在乎这些词汇其实是相互矛盾的。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的？这位西方教士开始收集中国复杂的朝代年表，并用他的数学功底进行运算。最终卫匡国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出生于公元前2952年某月某日。卫匡国还出版了拉丁文版本的《中国上古史》，该书从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叙述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8代帝王的历史。向欧洲人第一次详细介绍中国的上古史。所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就是这时提出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卫匡国这种将神话传说也算进历史并进行精确计算的做法，并不符合现代历史学规范，而是当时欧洲教会的一种习惯。当时，欧洲教士曾经用类似的方法根据圣经推算出：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某个星期天创造了世界。所以，当时的欧洲人都认为自己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他们看来，非但算不上古老，反而十分年轻，与他们相比只能算“晚辈”。兴盛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希腊克里特文明，如果从这时算起，欧洲文明确实也有6000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概念真正“出口转内销”，是在中国近代，由于备受欺凌的特殊历史环境，当时的中国人急需一个概念来提振民族士气，于是卫匡国“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概念又被翻找出来，成为民族主义最亮眼的口号之一。清末民初学者卢景贵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算，认定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至此得到了官方认可，并在国内流传开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向世界介绍中国五千年历史并不是炫耀中国文明如何古老。因为以他的推算中国历史要比欧洲历史要落后一千多年。可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学者对于这五千年的历史还不是那么自信。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证据不足。世界考古学对于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是：文字、城邦、青铜器。而中国的这三素仅仅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历史学者这种观点不是没有情由的。我们国家的历史多是依靠文字和文献传承下来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靠历史文献的整理推算出来的。应该说，一个国家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了。但我们也会相信，上下五千年，这绝不是我们历史的全部。因为人类的历史就像人类的记忆淡出淡入，人类的历史包括：清楚记忆的历史和模糊记忆的历史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可记忆的历史远远少于被遗忘的历史。清楚记忆的历史远远小于模糊记忆的历史。而近代考古大大的拓宽和延伸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时间尺度。这也就说明了近代历史学已经进入到了考古文物实证历史的新阶段。被世界承认的文明古国的历史大多是近个世纪西方学者依据历史文物所作出的推断。中国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而中国的考古学却是相当落后的。因为在中国挖坟盗宝那只是江湖上的事，以国家名义挖掘祖先宝藏，也只是现当代的中国人作出来的事。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迎合世界历史潮流而生。《国家宝藏》节目应该是对于近代中国考古的成就一个重大宣传。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伟大成果的一个向世界展现。历史的彷徨现代人往往把文物和古玩相混淆。文物的价值在于文，而不在于物。因为文物之物与普通的物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上面刻画出文字和图案信息才显得出珍贵。在这方面唐山居士认为把国家文物当作国家宝藏似乎有些不妥。历史工作者只是探求文物的信息说明当时的历史。并不在于追求它的宝藏的价值。历史工作者责任重大。国家宝藏固然珍贵，但是，历史学者对于国家宝藏的判别和解说则更为重要。历史学者的任务在于通过文物或者宝藏如实的解读历史。近个世纪我们的考古工作所挖的古墓的确不少，挖出的宝藏也相当可观。唐山居士不是历史学者，但却总觉得我们的历史学者对于某些文物的鉴别和对于某些历史的解读方面有些缺憾。而且这种缺憾有些是根本上的。当今我们的中国人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民国初年的学者所设定的框架内。清末民初的甲骨文的发现开创了考古文物实证历史的先河。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人们对于甲骨文的鉴定和解读都是显得有些仓促和不足。首先把甲骨文这种远古时代广泛存在的文字框架于殷商时代一个局部时空的文字，眼界是有些狭窄了。不久前朝鲜日报报导，在朝鲜发现的甲骨文要比殷商甲骨文早一千年。我们再对于殷商甲骨文进行反思。是不是只有在商地才有甲骨文？说殷商甲骨文说是商朝的文字证据是否充足？如果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据不足，那么也可以说甲骨文所实证的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的证据也不足，因为历史学者的思维猜测和联想是多于逻辑思维。我们再仔细追究，民初的学者对于甲骨文的解读是否准确。唐山居士首先认为把甲骨文定性于商朝人占卜的记录，以及以贞人断代，是没有根据的。将甲骨文巫卜化是迎合当时对于中国文化全盘否定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妇好墓考古的主要科学家正是民初贞人断代的提出者某学者的学生。这些科学家对于依据甲骨文对于妇好这个人物的描述有声有色。唐山居士对于是否真的存在妇好这个人物，打上个大问号。我们能够解读清楚的甲骨文究竟有多少个字？而描述一个妇女是一个武丁的第几个妻子，参加过多次战役，主持过多少仪式，有过什么病。这需要多少文字来描述?一堆古简残缺的文字碎片，能够描述这么复杂的故事情节，这显然是文科历史生动描写为特点。中山国考古也是近代考古的重大事件。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中山国呢？也许真的存在过一个名不见经传小到不能再小的诸侯国。可是考古所出现的场面是巨大的。于是现代历史学者生气了。指责司马迁为什么史记写进没有中山国。曾候乙墓考古也是如此。历史上本来没有曾国，哪来的曾侯乙？于是干脆说说：随国就是曾国。历史学者真的是历史的主人，可以改写历史，也可以创造历史？唐山居士小心的说：唐山居士发现这两个地方出土的铜器上铭文都是圭璧文，而圭璧文见著于红山文化玉器上。这是中国5000年前的文字，我们的历史学者肯定不信。对此唐山居士并不偏执，也不心虚。就像唐山居士说不清自己的八軰祖宗一样，不懂历史也并不觉得耻辱。也许对于中国历史这样的严肃的话题，我们需要经久的研究讨论。来不得仓促，来不得去急燥。弄清这些问题再过十年也不晚。毕竟研究历史不像张国力演戏那么轻松，潇洒。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fanwen/310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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