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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后，心情凝重但又觉得它是偶然中之必然。
首先，苏共党内自身的腐败、堕落已渗透到了当时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苏共及其各级各类官员所作所为完全为全苏人民所痛恨，实际上苏共已失去其执政根基—人民。腐败导致党衰国亡。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 世纪80 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其次，苏共选人用人没有真正选到用到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来执政，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接班人出了政治上的问题，“党的组织是由党员构成的，党的权威是靠领导干部树立的”。苏共在选人、用人、培养人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培养选拔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代表的一批失去共产主义信仰、失去基本政治立场、失去党性的、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领导干部，这就为苏共内部埋下了定时炸弹。他们最终成为苏共自己的掘墓人。这些历史教训警示我们，选用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干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第三，苏联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没有跟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基础出了严重问题，上层建筑也必然倒下。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苏联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苏联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第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及时采用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管理国家，所以各项法律法规等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所以也必然使国家陷于混乱。大多数苏共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于盲目，认为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并能够顺利地解决资本主义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这种理想主义认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斯大林时期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的、特别是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和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排斥，谈不上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社会主义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第二，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政治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

第五，苏共的改革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右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陷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这种改革就是以攻击执政党、讨好西方为目的，没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致使苏共完全处于被动，所以必然倒下。

第六，没有处理好与各少数民族、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很快国家被分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提出了在全国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切中要害，抓住了党的根本，可使我们党长期依靠群众，取信于民，永葆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本文作者：万源市教师进修学校支部书记、校长   张忠祥）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fanwen/2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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