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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观后感



一、影像叙事下的文化表述视角

     《回味“老重庆”山城的文化记忆》一文将棒棒列为山城重庆的文化记忆之一，认为棒棒代表的是一种城市化进程中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生产变迁中的文化记忆，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和一座城的发展轨迹。

      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为主体，将产生的情感与心灵体验作为代际共享的集体记忆。很大程度上它是隐喻性、象征性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影像自身的特质，使得借助影像叙事建构文化记忆更是混杂着认知方面的情感性与局限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成分。

      《最后的棒棒》作为独立纪录片，虽然相对于体制内纪录片有了更少的框架限制和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对于文化记忆的建构仍无法逃脱视野和方法的桎梏。




二、他者窥视中的文化尘埃

      《最后的棒棒》中，导演何苦化身一名棒棒走入“他者”的世界，窥视棒棒群体的酸甜苦辣。

     拍摄纪录片同样面临“进去”与“出来”的问题，导演何苦接受采访时谈到：“与多位棒棒进行了解释和介绍，但大多数棒棒们对于拍摄纪录片持排斥态度，因此选择了拜友好的老黄为师傅的方式开始了纪录片的拍摄。”

      导演由此才走入了棒棒的世界，同时自身也多了一个身份——棒棒。但是导演仅仅只是“多”了一个身份而已，其原有的身份或身份观念并未从他身上剥离，正团级转业干部、市民、知识分子等文化符号根深蒂固的贴在他的身上。一方面是作为棒棒何苦，一方是棒棒之外的拍摄者何苦，形成两极化的叙事冲突。



     纵览纪录片，导演何苦的身份观念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始终以“他者”的身份在向大众讲述着棒棒们的故事。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叙事、现实主义的主题设置、悲喜交融的风格展现、身体与暴力的被观赏，刻画着棒棒生活中制度壁垒的逃避和吊诡再现、经济困境的直白冲撞、社会资本再现的固化和异化、社会体验的被剥夺感的形象，实现着自己展现底层人民生活不易的“影片理想”。
     这种“远方轶事”的影片拍摄已延续了很长时间，以“他者”的视角记录拍摄对象的生活，向除拍摄对象以外的“他者”讲述拍摄对象的故事，从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影像所记录的文化记忆都是他者窥探中的文化尘埃。



三、影像赋权下的文化重构

      纪录片是参与式传播的一种具体操作方式，参与式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新的范式，其最大的特点即是具有强烈的赋权性，赋权的中心是为弱者增权加能。

      在影片中，我们会发现在影像之下，老黄等弱势群体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在摄像机的监视之下，老黄久久没有办下来的房产证迅速顺利的办了下来，并且由专人送到老黄城里的居住地等等。然而按惯例来说，这些事情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率并不高，正是摄像机的力量，将棒棒所处的现实社会变得“美好”了那么一点。


      在关于“农民工转型”这一重大话题上，影片是以导演的“能力”为棒棒们提供了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作，不费余力的完成了这种转型，轻松的回答了这一重大话题，为棒棒们的棒棒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禁不住要问的是，影像对于现实社会的重构是否有点过了呢？




     柏格森认为“记忆的进程完全就是记忆逐步被物质化的进程”，这种物质化的过程表现在媒介自身的特性不断加诸于记忆并成为记忆一个部分之中。这也意味着，媒介本身的物态特性不仅影响且参与到拍摄的过程中，并进而成为整体记忆的一部分。
      当我们立足现在去回溯关于一个逝去事物或人的记忆时，记忆的媒介框架总是会伴随着这些记忆产生。纪录片也是一样，纪录片无法做到对拍摄内容的毫不打扰，影像赋权记录下的文化记忆就好像倒映在水面的影像，似乎可以反映出真实的模糊样子，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准确而真实的，只能是部分的、个别时候还表现出扭曲和不确定的镜像。 观后感 http://www.guanhougan.cc/fanwen/18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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